雷诺阿与塞尚的多幅画作私享同一“包厢”，碰撞重访传统的灵感；循着高更的雕塑作品《蒂呼拉》望见他的名画《塔希提的女人》，充满原始气息的艺术风景巧妙重叠……6月19日将于浦东美术馆正式启幕的展览“缔造现代：来自巴黎奥赛博物馆的艺术瑰宝”，与想象中的艺术大师展不一样。记者探访布展现场发现，穿行于展览，仿佛徜徉于复调的西方艺术史。令人激动的不单有一连串璀璨群星，还包括无处不在的对话关系。
这是奥赛博物馆有史以来在中国规模最大的展览，全球仅此一站，百余件展品跨越的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，构成西方艺术史上由古典通往现代的关键篇章。“这是如大转盘一般的时代。各路艺术家、各种艺术风尚竞相交错，相互影响。”担任此次展览策展人的著名艺术史学家、奥赛博物馆策展人斯特凡纳·盖冈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坦言，因而在展览中，他特地打破杰作孤立陈列的传统，将具有相似艺术探索的绘画与雕塑作品并置呈现。“浦东美术馆优越的展厅空间，给很多作品的对比排放、互相对话带来了一些新的可能性。”对此，盖冈表示非常兴奋。
斯特凡纳·盖冈在浦东美术馆天台（摄影：王筱丽）
艺术家之间的对话：没有横空出世的大师杰作
复刻华丽的穹顶弧线，搬来偌大的古典钟面，此次展览营造出沉浸式观展体验，恍惚间，让人置身塞纳河畔奥赛博物馆艺术与建筑美学的流转之中。“我们希望能在展览中呈现艺术家之间代际传承的关系。”盖冈说。在他看来，无论如何先锋的艺术，都不可能横空出世，总在文化遗产、记忆的基础上前行，总是呈现社会的载体。就像奥赛博物馆所在场馆，由曾经废弃的大型火车站转身而来，车站建筑也因那次改造而迎来蝶变。
艺术家与艺术作品不应被孤立地看待。盖冈以中国观众最为熟悉的梵高举例，坦言“别把他当作孤僻、患病的艺术家，他也有自己的朋友圈”。说起展览中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梵高名作《梵高在阿尔勒的卧室》，盖冈特别提到画外的这样一层背景：1888年，梵高来到阿尔勒，也即画面表现的这一著名“黄房子”时，是希望建立一个名为“南方之家”的艺术沙龙，与志同道合的艺术家们共同切磋技艺。梵高相当看重这样的艺术家团体，认为一位艺术家身边如果围绕着其他艺术家，自己的艺术创作是能够被激发的。可惜，令梵高遗憾的是，最终只有生活陷入困顿的高更答应前往阿尔勒，并且在与他相处不久后，两人分道扬镳。在盖冈看来，梵高无意中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了这样一种艺术家团体——他用画笔致敬德拉克洛瓦、伦勃朗、米勒等艺术巨匠，从中汲取养分。
在梵高的信扎中，提到最多的艺术家，是米勒。俨然被梵高视为“精神之父”的米勒，此次也带来代表作《拾穗者》。画作中，三位在麦田中弯腰拾起麦穗的农妇背后，蕴含着隐秘的张力，有日常劳作中的诗意，也有对于社会底层劳动者的悲悯。盖冈补充道，除了梵高，展览中还有两幅作品——高更的《布列塔尼的农妇》和埃米尔·贝尔纳的《麦收》，显露出与米勒的深度关联。两幅画均聚焦田间劳作的人们，透出质朴的生活气息，只不过更为注重打破传统图像的陈规，前一幅画中的农妇长着原生态的面孔，更具民间风味，后一幅画呈现出高度凝练的形式美和具有宗教感的构图。盖冈说，19世纪的所有流派，从浪漫主义到后印象主义，无不秉承现实主义目标，主张以全新视角审视世界与社会，无论当下还是历史，欧洲本土还是令人着迷的远方。
雕塑与绘画的对话：以不同媒介拓展艺术语言
以学院派为起点，继而呈现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对社会现实与日常生活的深刻介入，循序展开印象派对视觉感知的实验，新印象派的色彩秩序，后印象派对情感、象征和结构的探索，以及游走于私密体验与装饰美学之间的纳比派……展览涵盖的五大单元，几乎囊括奥赛馆藏中所有重要艺术流派，引人瞩目的是，以雕塑作为重要维度，始终将绘画与雕塑作品穿插排布，宛如荡气回肠的艺术交响。“绘画和雕塑长久以来有着紧密的联系。”盖冈说。据他透露，奥赛博物馆自建馆之初，区分于卢浮宫博物馆或橘园美术馆的一大特色便在于，在展厅着意呈现绘画与雕塑的对话。“这次展览特意带来奥赛这样一种展示传统。其实在19世纪，一些画家本身也是雕塑家。”
19世纪末，跨媒介实验的艺术风潮与变革已然兴起。彼时的画家时常尝试雕塑甚至摄影，以此拓展个人艺术语言的先锋探索。德加就是代表，他去世后，人们发现了近150件陶制或蜡制的小尺寸三维习作，由其继承人将其中较为完好的铸成青铜雕塑。“新绘画与印象派”单元展厅中央的流线形展台上，德加的十多件雕塑作品依次陈列，与其《佩列蒂埃街歌剧院的舞蹈教室》《看台前的赛马》《在咖啡馆》等绘画名作形成饶有意味的呼应，也显然拓宽了人们对于这位艺术家的认知。德加极为善于捕捉动态身姿，往往以“动态摄影”般的切入点，为恰到好处的姿态赋予诗意，不仅他的画如此，他的雕塑亦如此。只见展出的德加雕塑中，那些保持片刻平衡的女舞者，无不凭借完美协调的姿态彰显日常动作的超凡美感，而那些运动中的马匹，则以多变的形体挑战重力、展现灵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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